盡管世界經濟初露復蘇曙光,但走出衰退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在我國,由于擴大內需在短期內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很難完全彌補外需大幅萎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疲弱的外需仍然是制約我國經濟實現全面復蘇的根本因素。
如何盡快扭轉進出口下降局面?政府和企業還能做什么?日前,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經濟每月談”邀請國內學者、企業家和政府有關部門人士,共同研判當前外貿形勢、尋找穩定對外貿易新動力。
“保市場、保份額”表現搶眼
“7月份我國進出口額重新站上2000億美元平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向好跡象,考慮到基數因素,不能排除下半年個別月份我國對外貿易同比出現正增長的可能性。”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海濤說。
這與日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對我國下半年“外貿降幅收窄,甚至可能月度回升”的判斷不謀而合。
統計顯示,7月份我國新出口訂單指數為52.7%,是連續第三個月超過50%。1月至7月,全國進出口同比下降22.7%,低于同期美國、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全球進出口貿易的總體降幅,同時我國占全球市場份額也不斷擴大。
“在外需沒有顯著好轉的情況下,這說明國家穩外需、穩出口的政策以及包括廣大中小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為轉危為機所做的努力正在發揮作用。”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分析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小濟表示,事實已經證明,“國際市場需求下降,出口促進政策難有作為”是認識上的重大誤區,只有保住市場和份額,才能保住未來長遠發展的基礎。
困擾外貿的兩大難題
對于我國外貿未來發展趨勢,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應該做好應對困難的準備,當前外需下行壓力猶存、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仍然是困擾外貿的兩大難題。
在柴海濤看來,至少有3方面的因素導致世界經濟復蘇道路存在不確定性,外需下行壓力依然存在:一是目前各國經濟復蘇主要是靠政策刺激,企業內生動力不足;二是發達國家失業率普遍創了新高,而且這種趨勢還在蔓延;三是各國產能普遍過剩,目前美國、德國、日本產能利用率分別為68.3%、72%和65%,較78%的平均正常值相差較遠。
柴海濤認為,全球貿易仍將經歷一個在低谷的調整期,穩定外需任務依然艱巨。
“作為中國最大的外需市場,美國過去3個月拉動GDP因素主要是出口和政府支持。在全球外需萎縮的背景下,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都希望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的外需環境可想而知。”張燕生說。
金融危機發生前,我國所遭受的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比例就顯著高于我國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危機之下,“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中國制造”有關的貿易摩擦增多幾乎成了必然。
據統計,2008年全球一共發起了208起反傾銷調查,其中針對中國的就占到了總數的35%。2009年上半年又有15個國家對中國發起了60起“兩反兩保”的調查,案件數上升了11%。
除了濫用傳統貿易救濟措施外,貿易保護也常常花樣翻新。以美國倡導的“碳關稅”為例,按照IMF每噸二氧化碳當量38.22美元計算,我國輸美的鋼材、電解鋁、水泥相當于將分別被征收7.5%、22.1%和61.6%的額外關稅。按照歐盟計劃從2011年開征的“碳關稅”標準,我國出口商品的成本平均將增加10%左右。
穩外需:從刺激供應轉向創造需求
沒有訂單怎么辦?穩定外需不能一味等待。
與會專家認為,在繼續落實出口退稅、融資支持、促進加工貿易以及貿易便利等措施的基礎上,未來貿易政策的著力點應從過往的刺激供應向創造需求轉變。
張燕生認為,對于我國出口企業而言,拓展海外市場,建立自主的營銷渠道“迫在眉睫”。行業協會、商會及貿易和投資促進部門應當幫助企業,通過國際市場和產品信息服務、國際會展服務以及境外經貿合作區、自由貿易協定、對外投資等多種途徑帶動國際營銷渠道建設。
2008年日本海外生產銷售額是7700億美元,比其本國直接出口的還要多。截至200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只有日本的1/4、德國的1/10、美國的1/20。
“這方面我們可以學習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通過貿易企業、生產企業、金融機構和科研機構結成協同關系,共同開辟國際市場,逐步提升我國‘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綜合運作能力。”張燕生說。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對此深表贊同,他認為建立自主的銷售渠道和品牌,不僅能提升銷量,還能減少銷售環節、降低成本,對國外消費者同樣有利。
柴海濤說,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在美、日、歐等傳統市場的份額已經在17%至22%的高位,而在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上還有很大上升空間。
“在中東、非洲、拉美、東歐市場,我國所占市場份額分別只有9.2%、10.4%、6.9%和3.7%,未來增長的空間很大。同時發展中國家這幾年經濟占全球比重逐年上升,需求在不斷增長,對我國外貿而言是發展良機。”柴海濤說。
另外,很多專家認為,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發揮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進一步提升沿邊開放,改變沿邊地區“有貿易無產業”的狀況,都將有利于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創新,進而構建“后危機時代”有利于我國的經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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