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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來7個省市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下簡稱碳市場）試點相繼開始運行，標志著我國碳市場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隨著試點工作的推進，全國性碳市場的建設也云開見日，日趨明朗。

　　碳市場是在人為主導下建立的，以二氧化碳（或者全部溫室氣體）排放許可權為主要標的物的市場交易機制，理論上能夠以最小成本實現減排目標。但為了能夠切實發揮效用，我國碳市場頂層設計中必須認真面對國情帶來的特殊挑戰。挑戰之一是如何與我國當前能源市場環境相適應、如何與正在推進的能源市場機制改革協調共存。

　　我國2013年發電量達到5.4萬億千瓦時，其中火電發電量超過4.2萬億千瓦時，消耗了20.3億噸煤炭，直接產生二氧化碳排放超過36億噸，是我國最大的碳排放源部門。預測到2020年我國電力消費量將達到8.2萬億千瓦時，仍然需要煤炭發電量5.5萬億千瓦時，2014-2020年預計發電累計消耗煤炭超過150億噸，相當于產生二氧化碳270億噸。因此盡可能將所有發電企業都納入碳市場，無疑是確保未來國家碳市場有效減排的必然選擇。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目前存在的電價管制會改變碳市場的作用路徑，扭曲電力上下游的利益分配，并最終對碳市場的減排效果造成嚴重影響，必須認真對待。具體而言，電價管制直接阻斷了電力企業向下游用電側轉移部分碳成本的過程，從而對碳市場運行有三方面不利影響：一是使得碳市場的減排作用無法延伸到用電側，不但沒有激勵電力用戶節電，而且還會相對降低電價而刺激用電需求；二是使得電力企業面臨扭曲的超額碳成本，提高了進入碳市場的風險；三是在前兩方面直接影響的基礎上，扭曲碳市場的資源配置，降低碳市場運行效率。

根據我們的測算顯示，與以往行政命令式的減排手段相比，碳市場依靠市場機制更能夠挖掘低成本減排潛力，從而大大降低對GDP的負面影響。假設“十三五”時期工業部門完成同樣的減排目標，若建立涵蓋所有工業部門的碳市場，比使用行政命令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要降低50%左右，而且碳市場的成本優勢還會隨著時間逐漸擴大。

但是若存在電價管制，碳市場的成本有效性會被明顯削弱。在多個減排目標情景下，電價管制都會導致碳市場的碳價格比沒有管制普遍升高20-30%。經濟分析表明，碳價格是達成減排目標的邊際減排成本（即完成最后一單位減排量所支付的成本），在相同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和覆蓋范圍假設下，碳價格越高就意味著付出的減排總成本越高，經濟有效性越低，如果沒有任何應對措施，電價管制會明顯降低碳市場的成本有效性。

電價管制下碳價格升高的主要原因是下游用電需求不但沒有受到負面影響，反而因為電價相對其他能源產品便宜而刺激了電力需求。這顯然削弱了電力部門減排能力，迫使其他部門不得不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從而抬高了整個碳市場的邊際減排成本，即碳價格上升。

除了直接造成碳市場經濟效率下降，電價管制還影響財政支出，進而間接影響經濟運行。由于電價管制使得電力需求未受到負面影響，但是過高的碳成本會導致一部分煤電企業的生產意愿明顯下降，長期下去可能導致“電荒”。為避免電荒，往往需要政府“兜底買單”，給予發電企業一定的顯性或者隱形補貼。給電力企業的補貼只有兩種渠道：一是借錢實施（例如安排赤字），二是擠占其他支出。這兩種渠道反過來會影響經濟運行和碳市場效率。若政府通過安排財政赤字的方式對發電企業進行補貼，使其能夠在管制電價情況下依然保證滿足電力需求，則碳價格升高的幅度是20%左右；若政府維持赤字不變，而通過財政結構調節的方式（例如假設籠統地降低全行業的生產補貼）來補貼發電企業，則碳價格升高的幅度可達到30%左右。

綜上所述，結合減排效果和經濟影響，碳市場相比行政管制能夠明顯降低減排成本，但是若存在電價管制，則會嚴重影響碳市場的有效性。為了降低電價管制對碳市場運行效果的影響，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對沖電價管制的負影響，具體而言，一方面是要補償發電企業對沖扭曲的超額碳成本；另一方面是探索如何促進電力用戶節電。（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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