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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一位院士8月8日表示，中國計劃設立一個規模為人民幣3億-4.5億元（合4,430萬-6,650萬美元）的基金，用于支持截至2015年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簡稱：十二五）期間稀土產業的研發工作。
中國工程院院士干勇在最近召開的稀土大會上表示，中國將在十二五期間，把稀土功能材料的產業化作為一項國家戰略。
自去年起，中國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出臺針對稀土產業的相關規定，包括提高產業準入門坎的規定、排放標準以及今后五年間產業重組的方案。這些措施意在將零散的產業進行整合，并爭取對稀土資源的更大定價權。
稀土資源主要被用于高新技術領域，包括混合動力汽車、導彈以及移動電話。
中國稀土氧化物出口量占全球稀土氧化物出口量的90%以上，并且擁有全球稀土礦產一半的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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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話語權”稀土試驗任重而道遠
許多年來，中國可以說深受大宗商品話語權缺失之害，石油、煤炭、鐵礦石等領域里一個奇怪的現象頻繁上演，凡是中國處于出口階段的時候，價格都極為低廉，一旦轉為進口，價格則飆升了數十倍。
供應世界90%以上市場份額的稀土也許能夠幫助中國擺脫這一惡性循環。無論是從戰略的高度重視稀土問題，還是推行稀土儲備制度，抑或是整頓稀土開采秩序，都是中國為打造稀土在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而做的努力。
中國最希望的是通過這一系列的努力，能夠擁有像中東對石油、澳大利亞對鐵礦石那樣的絕對控制權。但中國稀土面臨的復雜現實卻不容樂觀，稀土“話語權”試驗任重而道遠。
一線調查
“出口配額”緊縮稀土產業變局頻現
“中國今年下半年的稀土出口配額比去年減少了近40%，為何幅度這么大，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給我一個解釋……”
8月3日，在首屆中國稀土峰會上，第一個上臺發言的美國稀土界權威、美國利夫頓公司首席執行官杰克·利夫頓直言不諱的表達對中國持續減少稀土出口配額政策的不滿。
與會的各外國企業界和學術界人士也均表示出對中國減少稀土出口配額的擔憂，這種擔憂不僅來自于7月8日商務部下發的2010年稀土出口配額文件，也來自于2007年以來出口配額持續減少的趨勢。
按照慣例，商務部應在上年底和當年中發布該年度的稀土出口配額數，分為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兩種類型。而此次發布的2010年下半年配額將內資與外資合并，共為7976噸，加上上半年內資與外資的總和，2010年全年的稀土出口配額總數為30258噸，比2009年的50145.1噸少了近40%。而事實上，自2007年起，除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2008年市場萎縮，出口配額為47448.7噸)，我國稀土出口配額年減幅超過15%。
中國稀土產業似乎正在遭遇一場由“出口配額”引發的“血案”。從嚴格執行出口配額制度開始，相關企業頻繁重組、政策規范密集制定，中央與地方博弈連連，稀土產業的世界變局正愈演愈烈。
西方重啟稀土礦山遠水難解近渴
事實上，中國下決心收緊稀土配額的信號始于2007年“國家對稀土生產計劃由指導性調整為指令性”，2009年工信部制定的《稀土工業發展的專項規劃(2009~2015年)》更是明確提出2009年至2015年每年出口稀土不超過35000噸。
“中國以占全球20%~30%的稀土儲量，供應全球90%以上的需求，從長遠看難以為繼。”與近日被熱議的“稀土不稀”之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稀土學會副秘書長張安文在稀土峰會上直言，完全依靠中國的稀土，無法滿足世界的長期需求。按照杰克·利夫頓提供的信息，今年全球除中國以外的地區對稀土資源的需求量是48000噸，18000噸的缺口將直接導致許多外國企業無米下鍋。
面對今年稀土出口配額的銳減，與會的專家認為這是中國在為世界敲響警鐘：中國不會再無限制地為世界提供廉價稀土了。
對于國外企業對中國是否會停止出口稀土資源的質疑，張安文明確表示不會，“我們稀土照樣年年出口，而且我們的永磁材料、儲氫材料、催化材料是沒有受到限制的，我們國家也在鼓勵這方面的深加工和應用。”
張安文建議，各個國家出于資源來源安全的角度考慮，也應該實現稀土來源的多元化，包括使用澳大利亞的稀土礦，利用日本企業在中亞的開采等。
事實上，許多國家都擁有稀土資源，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低價優質”的稀土沖擊世界市場，使得美國、加拿大等原本供應稀土的國家紛紛關閉了自己的稀土礦。
張安文指出，由于中國的長期大量開采，目前，中國稀土資源儲量僅占全球總儲量的31%，獨聯體占22%，美國占15%。而2009年，中國稀土產量12.48萬噸，供應了全球90%以上的需求。除中國以外，去年俄羅斯稀土產量為2470噸，美國1700噸，印度50噸。
其實早在2009年，中國出臺限制出口配額的明確規定后，美國莫利礦業公司(Molycorp Minerals)就已經開始著手準備開采已經荒廢將近20年的加州山口(Mountain Pass)稀土礦，加拿大阿弗龍(Avalon)稀有金屬公司正試圖在加拿大西北部開發新礦，澳大利亞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Arafura)資源有限公司也準備繼續開發稀土礦藏。今年，加拿大西部礦業(GreatWestern)集團公司也已經拿到了南非稀土礦的開采權，即將開始生產。
但英國羅斯基爾信息服務公司總裁車竹薇女士坦言，雖然現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或是擬定開發的稀土項目非常多，但稀土行業“投入大、時間長”的特點決定了短期內不可能實現量產，“西方公司一般要花15年的時間去做，期間要花巨額的人力和技術成本。”
記者也了解到，在西方國家，一般礦山開采中，企業30%的資產要拿來從事環境保護，也就是說環境治理會占很大的利潤，而中國企業不到10%，因此，中國產的稀土成本遠遠低于西方國家。
當西方國家在是否重新開采自己的稀土資源時就要算一筆賬，“短期內，我相信中國稀土資源的價格還有增長的空間，不達到足夠的高位，西方國家不會貿然生產。”加拿大西部礦業集團公司董事長畢加里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確實存在大量的稀土礦，但開采的可能性很小，稀土開采和分離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西方國家近30年的產業空白失去的是技術和人才，要重新做稀土的開采和分離，很不容易。“我相信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世界還將依賴中國的稀土供應。”
國內企業重組雛形已現
8月3日，也就是首屆中國稀土峰會開幕之日，目前國內最大的稀土生產企業包鋼稀土集團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財報，顯示該公司上半年礦產品加工收入比上年增加22.97%，新材料應用收入比上年增加172.81%。
包鋼稀土當日也公告了總額為2.23億元的三項投資計劃：出資7387萬元對另一稀土生產企業江西贛州信豐新利進行股權投資;出資8920.78萬元與江西贛州全南晶環共同出資組建稀土企業;出資6934萬元對贛州晨光稀土進行股權投資，投資完成后分別持有信豐新利48%股權、與全南晶環組建的新公司49%股權、贛州晨光9.25%股權。
而就在前一天，8月2日，湖南有色公告，五礦有色以55.95億元，收購母公司湖南有色集團51%權益的交易已完成。五礦有色因而間接持有湖南有色53.08%股權，雖然，兩家公司并非只有稀土業務，但扎根江西贛州的五礦有色有意挑起南方稀土整合的大梁是眾所周知，完成此次收購，表明五礦有色開始參與湖南稀土行業的整合。
包鋼稀土和五礦集團幾乎同時的收購舉動被外界認為是拉開了中國南方稀土爭奪的序幕，此前，一直有傳聞稱已經在北方完成“統一戰爭”的包鋼稀土有意南下，這次收購行為無異于一次“鄭重”地宣告，同時五礦與包鋼稀土的同時動作也表明南方稀土整合已經進入實施期。
“作為企業，我們進入南方勢在必然。”8月5日，包鋼稀土集團公司總經理張忠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稀土資源的特殊性決定了企業要搞好稀土應用產業就必須掌握稀土資源，不能在資源上受制于人。
業內人士都知道，稀土分為輕稀土和中重稀土，輕稀土主要在北方，中重稀土主要分布在南方7省。
張忠告訴記者，包鋼稀土集團已經擁有了北方的輕稀土資源，但應用加工需要中重稀土的配合，“為了獲得中重稀土，我們必須進入南方，實際上我們在2008年就已經與贛州市政府簽訂了一個優勢互補的協議，只是遭遇金融危機后暫時擱置。”
五礦與包鋼稀土在成長的方式上選擇了兩條不同的路，五礦被認為是做貿易起家浸淫稀土的時間并不長，在擔負重組南方稀土大任進駐江西贛州之后，也沒有很快進入整治亂局的核心——開采領域，而是將精力集中在冶煉和應用領域。
與其相反，包鋼稀土集團一直背靠包鋼集團對包頭稀土資源的壟斷，牢牢掌握資源，尤其是2008年，包鋼稀土與包頭市稀土高新區等共同出資，組建了包鋼稀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簡稱國貿公司)，包鋼稀土集團實現了對稀土從資源到銷售的全程壟斷。
目前，包鋼稀土的業務已經迅速延伸到產業鏈的下游，通過發展高附加值的下游產品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公司計劃拓展4個功能材料：釹鐵硼磁性材料、貯氫合金粉、拋光材料和熒光材料。而在7月，五礦有色與稀土成品龍頭企業北京中科三環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在滿足中科三環原料需求的同時，五礦有色也更加積極地進入稀土應用領域。
除了五礦、包鋼稀土兩大龍頭企業起舞的同時，包括已經在2007年入主四川冕寧稀土的江西銅業在內，中鋁、江鎢、廈鎢、中色集團、廣東廣晟等中央央企和地方國企也都在“摩拳擦掌”，業內人士均認為，南方稀土的整合難以沿用北方的一家壟斷模式，三五家企業分享的格局可能成為最終選擇。
中央與地方博弈漸酣
據國內一位權威人士透露，為了制定稀土行業的“十二五”規劃，中央相關部門已經召集專家們討論過多次，“能感受到中央嚴控稀土開發的態度越來越明確，之前提倡企業儲備，現在礦山儲備已經漸占上風。”
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基于企業的利益考量，企業儲備資源，即便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儲備也并不讓學術界放心，“挖出來總是要賣的”，因此，在今年5月，包頭實行稀土儲備的同時，礦山儲備的思路也在論證。
“如果說企業儲備是為了維持市場和價格的穩定，那么礦山儲備則完全是為了保護資源，這是戰略考慮。”上述權威人士告訴記者，國家的這種思維勢必會與地方政府的發展思路發生沖突，“一個地方有稀土，當地政府就希望利用資源發展產業，初級產品也好，深加工也好，都離不開資源，將來完全封山，當地也就沒有了發展的優勢。”
而今年以來，由于工信部、環保部等起草的《稀土行業準入條件》(征求意見稿)、《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稀土工業產業發展政策》將相繼向社會公布并等待實施。按照新的標準，全國至少有20%的稀土產能被淘汰，此舉被認為是國家在強力催動稀土行業的整合，給大企業進駐稀土資源區打掃道路。
這一切對南方稀土的影響尤甚，以準入條件限制為例，規定使用混合型稀土礦的冶煉分離項目規模應不低于8000噸(REO)/年;使用氟碳鈰礦的冶煉分離項目規模應不低于5000噸(REO)/年;規定使用南方離子型稀土礦冶煉分離項目規模應不低于3000噸(REO)/年，稀土金屬冶煉項目規模應不低于1500噸/年，一旦實施，江西、四川等地將有30%至40%的產能屬于被淘汰之列。
記者近日了解到，嚴格的準入標準已經引起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反彈，尤其是南方稀土各省認為標準過于嚴格，希望有所松動。四川漢鑫礦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娜對記者表示，中央整合稀土產業的決心很大，如果嚴格執行，死掉一批企業在所難免。
而環保問題也將成為未來中央強制整合地方企業的重要因素。在首屆中國稀土峰會上，多位中方發言人都將中國嚴控稀土生產與出口稱作是“還環境債”。張安文明確表示，中國用有限的稀土資源供應全世界的需求，中國付出了沉重的的環境代價，“今后中國稀土的價格應該加上環境的成本。”
記者獲悉，目前《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二稿已經出爐，確定稿將在近期公布，預計對于污染物排放標準的限制的確較為嚴格，關鍵點集中于三廢(廢水、廢氣、廢渣)和輻射范圍條件的標準上，據了解，“標準”參照西方國家，有的甚至更高，“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淘汰大部分小企業，結束南方稀土散、亂的局面。”
“面對大國企整合地方稀土產業的局面，我曾向高層提出希望增加一個地方稅種專門用于稀土開采冶煉后的環境恢復，之所以要交給地方政府就是怕國企或異地企業一走了之。”包頭稀土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助理安四虎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在加大國企控制力度、環境保護、控制生產方面的措施越來越嚴厲，中央與地方如何能協調好至關重要。
而如果按照《稀土工業發展的專項規劃(2009-2015年)》提出的“冶煉分離企業由100家減為20 家”的規定，未來5年內，中國稀土行業將面臨巨大的震動，大量被淘汰掉的產能和人員將向何處去，也將直接考驗地方政府，“這么大動作，落實起來起起伏伏恐怕在所難免。”
應用產業鏈轉移
“中國長期給世界供應低價優質的稀土資源，不僅是我們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也使得我們的企業因缺乏足夠的資金而在應用技術方面落后于世界其他國家。”8月4日，五礦(北京)稀土研究院總經理廖春生在稀土峰會上公開反思中國長久以來的稀土策略。
“我們是稀土大國，頂著生產和消費世界第一的帽子，但我們并非稀土強國。”安四虎對記者表示，稀土高利潤的應用環節是中國所欠缺的，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先進的應用技術，“初級產品的附加值低，賺不到錢，我們也沒有能力去補償環境。”
安四虎告訴記者，包頭稀土高新區作為全國唯一一個以稀土命名的技術開發區，就是為了“用資源換技術”設立的。“稀土高新區目前有注冊企業2000多家。主要集中于稀土新材料及其應用、冶金深加、工程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其中稀土企業66家，外商投資企業50 家。我們的技術水平也得到提高，這個是雙贏的，因為外國企業進來就不會受稀土出口配額的限制了，而且中國的人力成本還低，對企業也有利。”
不過安四虎也坦言，隨著稀土被社會關注，“資源換技術”的策略也會被外界誤解。近期被媒體炒作的韓國浦項收購中國稀土企業一事就讓安四虎很頭疼，作為這一引進工作的主要操刀者，安四虎認為，這是一個完全出于應用環節的外資引進，“并不涉及稀土初級產品，也不存在外企繞開配額外運原料的問題，除非走私。”
按照原計劃，浦項將于今年11月投產1000噸的釹鐵硼，明年達到5000噸，“但現在都擱置下來了，這對我們引進應用型企業的負面影響很大，其實我們一直堅持分離產品免談的原則，我們很清楚外國應用企業愿意來就是看中中國的資源，我們不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據記者了解，由于中國對稀土資源控制，西方企業在尋求新的資源供給的同時，也在觀望是否響應中國的“號召”，進駐中國進行生產，以解脫原料“饑渴”。
8月4日，畢加里就向記者表達了“合適的時候會在中國的投資”的意愿，作為集開采、應用于一體的稀企業負責人，畢加里表示，自己很理解中國控制稀土出口的舉動，“要看到中國已經成為了稀土最大的消費國，這里有巨大的市場，對于企業來說進駐中國，不僅僅意味獲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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