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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GDP能耗降低20%，是作為一項最重要的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一五”規劃的。顯然，這是一項硬指標，必須實現，但是降耗之路在哪兒，尚未找準。于是，探尋降耗路徑，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和各地千方百計破解的難點。

    在一個有關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會議上，上海節能監察中心主任陳汝媚表達了這種求索的困惑：“十五”期間，上海萬元GDP能耗下降了16.5%，在此基礎上要再降20%，難度可想而知。今年上海定下了萬元GDP下降4.4%的目標，但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還沒有找到強有力的抓手。她說，今年上海推出了“十大節能工程”，預計可節約或少用300萬噸標準煤，只占上海節能目標的10%，如果再加上增強節能意識、增強節能的制度性因素，頂多也只能占到20%，由此看來，不找到一條跨越式的降耗之路，目標肯定無法實現。

    陳汝媚說的情況有代表性。有專家如此解惑：從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歷史軌道來看，隨著一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在工業化的初中期，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將快速增加；當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特別是進入工業化中后期，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將迅速降低，整個過程是一個開口向下的拋物線，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庫茲尼茨曲線”。專家認為，這就是能源消耗的路徑依賴。現在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要找到一條新的道路，跨過拋物線的頂端，擺脫拋物線向上攀升那段曲線，改變這種被發達國家證明了的能源消耗的路徑依賴。

　　可這條路在哪兒？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分析清楚影響能耗的主要因素。一般來講，一個國家的能耗受能源消費結構、能源生產技術、能源制度三大因素影響。

    長期以來，能源消費結構主導著我國能耗。有數據顯示，1980年到2000年，結構對能耗降低的貢獻率為70%。2001年到2005年，由于快速重型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消費結構快速升級，能耗的主導因素發生逆轉，結構的貢獻銳降為負數，讓人無法輕松的是，能源消費結構的三個變化均呈現出剛性特征。這種現實告訴我們，在現階段，結構主導降耗的模式已經不易復制。

    制度呢？眾所周知，制度雖然是可變的，但是制度變革受制于諸多因素，多少呈現出一些剛性特征，因而把降耗的希望寄托于制度因素顯然是不現實的。

    那么，技術就必須擔綱。不少專家認為，只有技術創新，或者只有在制度變革的基礎上依靠技術突破，我國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走出一種跨越式的降耗之路。

    是不是真的存在著一條技術道路？

    答案是肯定的。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工業能耗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并持續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這種現象恰好證明了這條技術道路的存在。比如，美國工業能耗在其能源消費結構中只占1/3，建筑能耗占38.9%，交通占27.8%。

    從我國的現實來看，也存在著這樣一條技術道路。首先，我國工業能耗的比重過大，有數據顯示，我國工業能耗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比重高達73%，要降低這個比重，就必須依賴產業結構升級，而產業升級的動力則是技術突破。

    其次，我國技術降耗的空間巨大。

    有數據顯示，我國綜合能源效率僅為36%，是世界上單位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鋼鐵、有色、電力、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大高耗能行業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都高出很多，其中火電煤耗高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12.4%，水泥綜合能耗高41%，乙烯綜合能耗高31%。扭轉這種狀況，最重要也是最現實的途徑就是技術進步。

    第三，中國經濟正處在平穩快速增長期，投資十分強勁，只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充分鼓勵先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就可以越過那低級的、低效率的和污染大的項目。

    第四，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這些技術包括潔凈煤技術、清潔生產技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等等。

    專家提醒，在這條技術道路的找尋和創建過程中，制度環境是股重要的推動力，必須同時著力。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節能激勵機制，比如實施強制性的節能標準，對高耗能、高載能的產品實施產業準入；比如改革現有的能源價格體系，改變現在能源產品既不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又不反映國內供求關系和外部成本的狀況，讓其反映全部成本；比如利用稅收這個杠桿，對采用高能效技術和生產高能效產品的企業實施稅收優惠。二是鼓勵能源市場化改革，努力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有效率的能源體系。三是調整現有的國際分工，限制高載能、高耗能產品的出口，畢竟高載能、高耗能產品出口的過程實質上就是能源變相出口的過程，是全世界分享我國能源消費的過程。（經濟日報）